泉州是一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文化古城。一千多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接融汇中，泉州成为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互促共荣的载体，海交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在此大放异彩。泉州蕴含着开放冲突、兼容并存的多元特质，铸就了泉州人兼容并蓄、爱拼敢赢的人文性格。我们不难发现，中世纪泉州港的繁荣兴盛，海外输入的多元宗教和中国本土宗教、民间信仰相互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是泉州人兼容并蓄人文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早在唐宋元时期，泉州因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而名扬海内外，呈现“涨海声中万国商”、“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教、印度教、古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佛教等世界多种宗教在泉州广泛传播，使泉州成为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互促共荣的载体，海交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大放异彩，这种多元性、包容性特质正是泉州文化的主要特征，也正是这种蕴含着开放冲突、兼容并存的多元特质，铸就了泉州人兼容并蓄、爱拼敢赢的人文性格。

自从两晋时期第一批中原人怀着“适彼乐土”的激愤与憧憬，踏上这片濒临蔚蓝海洋的土地时，就注定了泉州必将成为古老的中华帝国接纳异域文明的一方热土；自从南朝时期第一艘木船驶向南海诸国时，就注定了泉州人必将成为东西方文明的链接人。

“唐后期至五代十国，北方兵荒马乱，战争不息，民众不堪祸役，大量迁徙南下。”中原民众大规模南迁使泉州人口激增，并且逐渐取代了土著人的地位，成为泉州人的主体。南来的中原人不但给这块蛮荒之地带来了积淀深厚的中原文化，而且祸乱使一批中原人背弃了安土重迁、听天由命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勇敢地踏上泉州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此开始了全新的文化创造和人格塑造。

从地理上看，泉州不仅远离养育中华帝国政权的黄河流域，而且与后来把长江南岸诸地“糅合”到中华帝国中去的运河及水利体系，也没有相互接邻的缘分。在这样一个封建帝国鞭长莫及的边陲地带，发展封建正统之外的制度显然有着它诸多便利之处。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它才有可能广泛地吸收外来文化为自己所用，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从而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人文性格。

中世纪的泉州，商人、旅行家、僧侣及各界各业的外国人荟集于此，带来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和犹太教等文化，他们和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互相辉映、相互融合。这些宗教在泉州建造大量宗教活动场所，造就许多著名的宗教人士，留下大量的胜迹、文物，因而泉州素有“宗教胜地”、“泉南佛国”、“闽南蓬莱”之称。

一、道教的发展与“三教合一”

（一）道教在泉州的发展

泉州古为闽越之地，凭山负海，古时闽中有太武夫人、武夷君、控鹤仙人、王子骞、大道等神仙方士的活动传说。秦代，泉州有大道者，从中原到泉州修真于清源山左峰，后人供奉之，所以其地为“大道岩”。汉时陈寨善禁咒术，为人治病多愈。东汉末期，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及张角的太平道建立。尽管太平道的起义被镇压，但方仙道的活动和影响不断扩大，后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合流，形成以尊崇黄帝、老子、神仙方术为特征，以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的天师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迅速发展。

吴、晋时，著名道士左慈、葛玄、郑思远等相继入闽云游或修道。晋江市内坑瑞云岩有葛仙翁寄迹之处，故名“仙境”，据传显道化杖为龙，又地号“葛州”。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泉州建有规模宏大的道教宫观白云庙，后改为玄妙观。东晋时信奉天师道的孙恩、卢循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者流散在泉州沿海，称为“游艇子”。梁朝时，有唐、宝、志、化、朗五公修隐于惠安的灵鹫山。

唐宋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和泉州港的崛起、社会经济的发展等因素，道教在泉州的发展极为兴盛。宋代，帝王追封泉州吴夲、妈祖、广泽尊王、清水祖师等地方道教神，这对泉州道教的发展和趋向世俗化起了很大作用。期间不断兴建了大批宫观庙宇和修真岩洞，多达数百座。道士多属正一派的火居道士，散处民间，影响较大。

泉州道教明清以后逐步走向世俗化，许多民间信仰的神祗纳入道教范围，其中包括一些泉州历史人物被民间尊奉为神的神祗。在泉州，与道教渊源密切的民间信仰也颇为兴盛，泉州地区各种民间信仰的神庙达数千座，对泉州的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至今仍然留有痕迹，许多人家的婚丧喜庆仍袭用道教习俗。道教还在音乐、戏剧、文化艺术以及医学、建筑等方面都有过贡献。

（二）儒、道、释三教合一

道教较明显地吸取佛教是从东晋末开始的，南北朝时更为全面，从义理、仪规和具体修行等层面汲取和融会佛教。在义理上，东晋时道教仅限于吸取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南北朝时，除了因果报应说外，五道轮回、地狱托生等思想也屡见于道经。在具体修行上，一些道士对佛理、佛规身体力行，其中最典型的当属陶弘景。他佛道并修，自称是“释迎佛陀弟子”，敬重佛法，率弟子恒读佛经，又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他临终前还叮嘱弟子，要“以大架缓覆裳蒙首足”。道徒不仅在思想上也在行动中承认、接受佛教，可见佛教对道教影响之深。

儒家伦理和儒教信仰促进了早期道教的形成，在道教变革、更新的过程中，被纳入道教体系，渗入道教各个层面。冠谦之改革五斗米道时很注重吸取儒家礼法和儒教礼教，认为道教的“建功斋清”、“诵诫”、“建功香火”等斋酸仪式的目的是以礼祈求神灵，故各种长生成仙道术及其修炼必须“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练”。南北朝时期，道教深入广泛吸取佛儒，促进了三教的一致、相通，“三教合一”的思想已被明确提出。

隋唐五代是儒道释三教大斗争、大融合的时期，道教更深切透彻地吸佛纳儒，有力促进了三教合一的发展。由于统治者的好恶，这段时期儒道释三教虽势均力敌，但排列次序和社会地位不断变化，三教之间尤其是儒、道与佛之间的论辩不断、冲突屡起。儒家与儒教被排挤，统治者所信奉的佛教与道教也有几次大的辩论和冲突。道教与儒教虽有摩擦，但相互吸容仍是主流。

隋唐五代又是道教迅速发展的时期。道教融合佛儒也更为深入，并能融会贯通。三教合一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坚实的基础。道教在融合中得以强大、完善，这又为它再次自我更新准备了条件。从北宋开始，三教合一渐成文化时尚，道教以三教合一为主要特征，促使三教合一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

民国时期，泉州道教充分表现出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特点。这个特点早在宋代开始出现，经元、明、清的发展，可以说是合儒道释而形成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神经团系统。在这个神经团系统里，有孔夫子、关帝、玄天上帝、如来佛祖、菩萨、十八罗汉、地府阎君、保生大帝、天妃和不知名的王爷、夫人妈，历史人物蔡襄、张巡、陈元光、郑成功等等，可谓儒道释和杂神济济一堂。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也十分普遍，著名的有泉州城南的天后宫和石狮永宁的虎岫寺。因此，一些道教宫观逐渐被改成以祀佛为主的寺庙，同样也有一些佛教寺庙被改造成为以道教神仙为主的宫观，这成为当时泉州道教传播的一大特点。

这种同时出现了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的神明，乃至祖先牌位同时供奉在同一寺庙的现象，正好印证了泉州人兼容并蓄的文化性格特征。换句话说，也是泉州人文性格形成的一大宗教思想渊源。

（二）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

泉州原是汉民族聚居的地区，公元七世纪以来，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泉州出现了一个由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组成的、渐趋中国化的独特的穆斯林社会。泉州自唐入宋以来，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大大刺激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日益繁荣，迅速发展成为“人文昌盛”之邦。中外交往日益频繁，进出泉州港的中外友人，络绎不绝，相望于道。“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等诗句，都是称赞泉州中外友人摩肩接踵的热闹情景。

与我国唐宋差不多同一历史时期，阿拉伯半岛兴起伊斯兰教。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与大唐帝国相匹敌，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我国史书称为“大食国”。这一国家崛起之后，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迅速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的中国，对献身宗教的人来说，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异教徒世界要征服，而对世俗商人说来，那里是一本万利的市场。因此，许许多多的阿拉伯人纷纷前来中国。同时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彼此都有进行交流的需要，从而谱写了友好往来的历史篇章。

唐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高徒三贤、四贤来泉传教，传播穆斯林文化，后卒于灵山。据说因“二人自葬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圣墓”，即今位于市区东郊灵山半山腰的灵山圣墓。其后，随着泉州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来泉的外国穆斯林与日俱增，除商贾外，还有不少工匠和宗教职业者。他们当中不少人长期居留泉州，娶汉族女子为妻，在泉安家落户，繁衍后代。伊斯兰教历400年，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留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在泉州城南通淮街创建规模宏大，具有阿拉伯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清净寺（也称清真寺）。南宋时期，东来泉州的穆斯林不仅“杂处民间”，而且出现了集中居住的“蕃坊”，并有蕃长管理事务，可见当时的穆斯林在泉已经享有相当的“民主”待遇，不仅可以自由往来、自由经商、传教、通婚，还可以“自我管理”，故而伊斯兰教在泉发展迅速。到元代，泉州汉族居民信奉伊斯兰教者日多，一度出现了“回半城”，“半蒲街”的说法。

伊斯兰教的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惠于汉族与阿拉伯民族的不断友好往来，受惠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开拓，而直接得益的是泉州人的开放、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穆斯林崇尚中国文化，泉州人尊重他们的信仰，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乡土习俗，于是他们得以“杂处民间”，安居乐教。他们的婚姻、丧葬、节庆、饮食等，都别具一格，既有别于汉族，又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阿拉伯民族。现在惠安的百崎村、陈埭的“万人丁”，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身说法”。（详见《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之“浅谈泉州回族民俗” 黄秋润撰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现晋江陈埭距泉州城南十多公里的海滨，周围十三个自然村，一两万人口，绝大多数就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号称“万人丁”。据传乃“赛典赤詹思丁”之后裔。（1984年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第63页提出“丁姓一世祖名字为丁慎思，慎思与瞻思同音，取重读尾音丁为姓，恰为瞻思丁——shums-eddin”）他们善于经商行贾，祖先遗风至今尚存。如今，陈埭镇以“亿元镇”脱颖而出，“万人丁”足迹遍于海内外，引起世人的瞩目。

泉州宗教文化的特性是相互包容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息息相关，兼容性和变通性也有着联系，这种无心的、自觉意识的宗教对话方式深深影响着泉州人的生活和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用开放的眼光、冒险的精神，不断吸取外来宗教的内容，在丰富自己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开放冲突、兼容并存的人文性格。

（三）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

泉州发现的至元十四年正月“戴舍王氏十二小娘”为其“故妣二亲”合葬刻立的汉字墓碑，表明南宋泉州已有基督教的传播。元大德二年（1298），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乔治）为基督教徒，当时泉州为省治。元代，泉州的基督教很盛行，已经出土的基督教各类石碑有数十方，其中有宗教职业者和宗教官员。如“侍者长柯存诚”、“大德黄公”、“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西雷蒙”，还有许多普通教徒的墓碑。

近代基督教传入泉州，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而进入的。西方基督教会把中英《南京条约》称为在华传教的“转机”，基督教乘机而入。近代基督教传入泉州主要有三派：英国的长老公会传入泉州最早，势力最大。1856年，教士杜嘉德从厦门到安海传教。1863年，势力发展到泉州城内，然后逐步向晋江沿海、南安、安溪、永春、德化发展。至1900年，泉州地区的基督教会基本上属英长老公会控制；英国伦敦公会，1865年从厦门发展到惠安，势力集中在惠安和晋北河市、马甲、罗溪一带；美国的美以美公会，1870年从福州传到永春。美国的安立甘教会，于1874年，从福州传入德化县城。这两个美国基督教会组织，于1896年，先后移交英国长老会管辖。

新中国成立后，泉州基督教走上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道路。1950年，发起“三自革新”签名运动，带领各基层教徒开展一系列爱国活动。如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大会。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捐款，发动青年教徒参军，在城市举办扫盲夜校等。1955年，成立“三自爱国会”。各地堂会、教堂的教务活动正常开展，有主日礼拜、团契活动、祷告聚会、家庭礼拜、救亲会、布道团、兴奋会、培灵会、勉励会、儿童主日学等。

基督教在传入闽南的初期，为便于对广大文盲教徒进行传教，英国长老公会教士宾为霖与美国美以美公会进行传教，以英文字母为基础，略加改变，缀成23个字母，又增加一个擦音字母，共24个字母，联缀切音。凡属闽南方言，均可拼读，称“白话拼音”，只要记住24个字母，不认字的教徒，都可以读《圣经》。又编写白话拼音《厦门音字典》，对外国人读汉字也起方便作用。又如创办培元中学的安礼逊，英国盎格鲁萨克逊贵族出身，剑桥大学硕士。他经常以已资购买教学仪器，引导高年级贫困学生绘地图，利用暑假带往福州鼓岭外国人避暑胜地义卖，在经济上自救。　　

清末以后，泉州社会上还流行妇女缠脚的陋俗。教会反对妇女缠脚，教徒的女孩不得缠脚，这就起着移风易俗的革新作用。泉州地区、晋江、南安等地，民间婚、丧、喜、庆多铺张，积习难移，已成陋俗。基督教反对铺张浪费，教徒婚丧，仪式简约。为移风易俗，1988年泉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泉州基督教协进会，共同制定《信徒婚事须知》、《信徒丧事须知》，信徒必需按照规定操办，仪式简易而且有人情味。

除此之外，落户泉州的宗教还有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和日本教等，它们在泉州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泉州本土宗教以博大胸襟接纳了它们，并与其共同缔造了泉州“宗教博物馆”，从而形成了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

“晋室南渡带来的中原文化与海外通商输入的海外文化在这里汇流，将这座枕山面海的刺桐城推向了文化繁荣的巅峰。在这耀人的光芒下，我们不难发现，本土宗教与‘汉化’了的外来宗教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盘根错节地结合在一起，近乎和谐地演奏着宗教文化的交响曲。”  而这种和谐演奏的交响曲，不正是泉州人开拓进取、兼容并蓄的人文性格形成的宗教文化渊源的历史回音？！

（参考资料：《泉州市志》、《海交史研究》、《唐宋时期泉州汉族与阿拉伯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