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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证·南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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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同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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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系列广播”特别节目：
血证·南京的记忆——悼念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同胞。
（上篇）
南京，六朝胜地，十代名都，一座有247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正是这个“彩舟云淡”、“画图难足”，令人悠然神往的美丽城市，1937年12月却经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侵华日军在攻战南京城后，对中国军队战俘和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数周之内，大约三十万人被日军杀戮。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血腥的战争罪行，也写下了人类有生命存在以来最黑暗的一页。
今天的“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系列广播《抗战岁月》，请听悼念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同胞特别节目：血证．南京的记忆。
（出录音——记者现场 ）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郭林雄。1937年12月13日是让南京人和所有中国永远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侵华日军从中华门攻陷南京城，并对无辜的南京市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无忌惮的奸淫掳掠。据东京军事法庭的估算，残暴的日军屠杀了我三十万同胞。
当年日军在中山码头屠杀我同胞有三万余人， 在鱼雷营有九千余人，在挹江门有三万余人。现在我们来到了江东门大屠杀纪念馆，这里也是当年日军实施血腥屠杀的现场之一。1998年4至1999年12月，这里进行了现场发掘。在170米的掘面内发现了208具表层骸骨。这些骸骨分布零乱，有的严重拉曲变形，有的伴有刀刺的痕迹，男女老幼是一起合葬，层层掩埋。这些尸骨上有当年日军明显的施暴的痕迹。一号尸骨是一名三岁的幼童，他的头上被钉了三颗铁钉。我想这些成百上千的遗骨就是当的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铁证。
听众朋友，以上是记者郭林雄的一段现场报道。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位于南京市江东门，那里曾是南京遭血洗时，侵华日军进行集体屠杀的地点和遇难同胞的丛葬地，1985年建成纪念馆。每年纪念馆都要接待上百万的参观者。
六十多年前，日军残酷屠杀的场景让来这里参观的人默然无语，不寒而栗。
（录音：采访参观者）
记者：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老师：我们是苏州光福中心小学的。
记者：同学你几年级？
学生甲：六年级。
记者：是不是觉得很可怕？
学生甲：非常可怕！以前我从书本上看到，没有亲身体会，都是不以为然的。今天体验到中国三十万人被日军残忍地屠杀，日本军队非常残暴，也为那些中国人民感到惋惜。
记者：你们看到哪个场景最恐怖？
学生乙：就是日本军活埋人的万人坑。
学生丙：最恐怖就是（把）他们扔到河里面，然后割下头。很恐怖，非常可怜。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先生。
（出朱馆长录音：）
朱成山馆长：我每天都为三十万（遇难同胞）守灵，面对累累的尸骸，面对这些冲击力很强、非常残忍的照片，每天谈论这样的题目，心理也是很沉重的。
九八年四月，我们整理草坪时发现新的万人坑遗址，前后花了两年时间对遗骸进行了发掘，应该说，这个发掘是个科学的发掘，我们进行了法医学、医学、考古学、史学等多学科的鉴定。比如法医学，我们对每一具尸骸进行了年龄、性别，弹伤、刀刺在什么部位都进行了鉴定。同时进行了骨密度的鉴定，对照中国医书和日本医书上的数据，六十年，骨密度是1．803，拿到鼓楼医院，刚好是1．803，非常吻合。根据历史记载是1938年1月掩埋，正好是六十年。
南京大屠杀的残忍之处是对平民百姓的伤害，三岁的儿童，五岁的儿童，在我们的万人坑里非常清楚。最小的还有一个婴儿。五岁的儿童，头被砍下来了，他的头放在另一个脚的位置，说明掩埋的时候，他的身首已经分家了，头被砍下来了。还有一个十二岁儿童，他的腿骨有三颗铁钉。所以，对儿童、妇女、老人的残害伤害，这是日军法西斯暴行之一，是非人类、非人性的暴行。
多年从事大屠杀研究，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研究员胡菊蓉女士：
胡菊蓉女士：日军主要暴行是在四个方面：一个是杀，一个是奸，一个是烧，还有一个就是抢，人家的鸭子都抢走。
它杀有很多杀法。我看过一个材料，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吊在树上，摇晃，日本人用枪打她。这是什么样的刑罚？比如在江边的集体屠杀，几千上万，开始时都是绑的，三个人一排往前走，先用机枪扫射，再在尸体浇油，烧。
江东门有一个“中岛桥”，我们中国兵撤退，把桥搞掉了，他把死人堆起来，上面搭个板子。
中岛十六师团，中岛今朝无，他有个日记讲了一条：俘虏不要留，不要集中，就是杀掉。国际法其中有日内瓦战俘处理法，不许虐待战俘。它不留战俘（并进行屠杀），明显是违反国际法的。
大屠杀期间，有一个小孩子，大概七八岁，她想出城去，女扮男妆出去，被日本人发现，八岁，拖出去强奸了。有些都讲不出口，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遭到日本兵强奸。有些东西蛮惨的！正常人？连疯子都做不出来，想不出来！
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中心主任张连红先生。
张连红先生：我们讲到中日关系，就一定会讲到日本的侵略历史，就不会忘却日军的暴行，就会提到南京大屠杀。当然，日本在中国的暴行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只是在这么短的时间，杀了那么多的中国军民，而且用各种手段，比如枪杀，刺杀，焚烧，集体屠杀，奸杀，大量抢劫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集中的暴行，它是一个典型。
你在六个星期之内屠杀了数十万中国军民，规模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别是二十世纪，人类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以后，还出现了这样残忍的暴行，是很少见的，绝无仅有吧。
战后，盟军在东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南京大屠杀也被列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期间犯下的重大战争罪行进行专案审理。法庭经过长期的调查、取证和法庭辩论，判决“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华中派遣军参谋长武藤章多项战争罪行成立，判处绞刑。
同时，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分别在保定、东北、南京、广州、上海、济南、武汉、太原、台湾等地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审判在侵华战争中犯有严重罪行的日本乙、丙级战犯。
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谷寿夫、屠杀中国平民300余人的刽子手田中军吉、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士兵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进行了审判，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判处死刑。判决其他三人杀人罪成立，执行死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先生。
（朱馆长录音）
朱成山馆长：南京大屠杀不是我们发现一个遗址，发现什么史料就可以判定的。史料只是一个补充，南京大屠杀它已经是法律定性，因为它不是国民政府，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它做的判定，而是历史的法律判定，一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南京大屠杀作为专案审理。在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书上，有两章写到南京大屠杀，一章叫《攻击南京》，一章叫《南京大屠杀》。大家知道，远东国际法庭是由11个国家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大屠杀作为判例已经做了判决。就是说，东京法庭认定在南京地区被屠杀的人数在二十万人以上，请注意，这二十万人数字不包括抛尸长江，挖坑掩埋，这句话东京法庭的判决书上特别做了明确的补充。日本人提出，东京法庭二十万，南京法庭三十万，是不对的。就是说做了二十万明确的判定，还有尸体的掩埋大约有15万具，这才是完整地解读东京法庭判决书。另外一个法庭就是南京法庭，非常清楚，集体屠杀是28案例19万人，零散屠杀858个案例，15万人，合在一起是34万人。
所以，我们认为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专案审理，都进行了明确的认定。关于强奸的数量，法庭也做了认定，一个月内，市内发生了两万多起强奸、轮奸的暴行。对南京遭破坏的情况也作了判定，南京有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烧毁。
这两个判定在1951年9月8日签署《旧金山和约上》第十一条，日本政府已经接受了这个条约，接受了对南京的判定。就是说，并不是战后挖了一个万人坑，发现了一本什么书，哪个学者研究出来的，更不是中国政府提出来的，而是历史的判定，法的判定。
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胡菊蓉女士。
（胡菊蓉女士录音）
胡菊蓉女士：证据、证人大量有。死里逃生的，象李秀英、吴昌德。
判松井石根的时候，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几尺高，至于在这里的材料就更多的了。
中华门挖出尸骨出来，头盖骨都经过法医的鉴定。一个是子弹，一个是刀砍，一个孩子是摔死的。谷寿夫看了以后，脸色苍白。
我们为什么讲南京大屠杀是三十万。我们的依据就是根据国民党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和起诉书。当时这里成立了临时参议会，临参会成立了大屠杀调查委员会，这些材料都是发动基层来搞，发动到保甲了，内容非常详细。
另外，日本攻占南京时有安全区，有国际委员会，十几个外国人，美国人多，还有德国、英国人。传教士马吉拍的电影资料。
中外都有证人证词，还有电影考贝，还有日本人的屠城的影片，审判谷寿夫（那部屠城）影片还在，你说能不能判他？。
当年，谷寿夫等人被押赴雨花台执行死刑时，南京市民奔走相告，扬眉吐气，人心大快，因为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日军战争暴行受到了正义的审判，制造大屠杀惨案的刽子手受到了应有惩罚。
但让所有普世民众和战争受害者不解的是，在战后的日本，对南京大屠杀却有着另一番论调，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否认侵略，否认战争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更不愿承认它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分子在七、八十年代初出版了《南京大屠杀是真实的吗？》、《虚构的南京大屠杀》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和文章。九十年代“日本历史研究会”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篡改历史，美化侵略，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近年，日本右翼学者成立南京事件研究会，或叫南京研究会，目的就是否定南京大屠杀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先生。
（出张连红先生录音）
张连红先生：在整个中日历史中，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因为在日本对中国14年的侵略历史中，暴行比较多，其中，在南京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最重要的一个暴行，它是作为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的集中体现。
八十年后，日本发展成为经济超级大国之后，开始向政治大国迈进，它必须越过的障碍，就是东京审判给它规定的必须走和平发展这样一个道路，这是东京审判和1951年《旧金山和约》确定的。《旧金山和约》要日本承认对外侵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话，它就不能拥有军队，如果它要改变政治上不能拥有独立军队这样一种日本右翼所说的“侏儒”地位的话，它就必须否定东京审判以及《旧金山和约》确定的这样一个判定和要求。这样，他们就要推翻东京审判这样一个判决，包括对外侵略，包括东京强调的南京大屠杀的一个铁的事实。
八十年代后，日本许多右翼学者，在日本的教科书里，把侵略改成进入，它认为，它要进行的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要解放亚洲人民，整个战争史观要改变。只有改变了，解放亚洲过程中这些暴行，他认为是当地百姓与日军的不合作导致他们被处决。
八十年代以后，他们在教科书里面，一直采取否定侵略史观，尽量把日军的暴行弱化，因为要在留在教科书里，有这样的暴行的话，对他们来讲，它永远在历史耻辱柱上。
所以，日本右翼要否定侵略史观，就必须把南京大屠杀否定掉。
1937 年12月，在侵华日军疯狂的大屠杀中，怀有身孕的中国女子李秀英被日本兵刺了37刀，后经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救治，保住了性命，腹里的胎儿却流产了。李秀英遭受日军残害，在当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纪录影片，以及西方人威尔逊、麦卡伦等人的日记与书信中均有如实记载，她也多次勇敢地站出来指证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但是日本右翼文人松村俊夫却在他的《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中，污蔑李秀英是“假”证人。
1999年10月16日，李秀英愤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松村俊夫及该书的发行人相泽宏明、出版社公开登报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害费。2002年5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松村俊夫等被告支付名誉损害赔偿金150万日元，对原告要求被告登报道歉的诉讼请求未与支持。
一审判决后，松村俊夫等被告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李秀英也以被告未登报公开道歉以及赔偿金太少为由，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经2004年12月5日、2005年2月4日两次开庭审理，东京高等法院于4月10日二审判决李秀英胜诉。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先生。
（出张连红先生录音）
张连红先生：九十年代，日本（从事否定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右翼学者越来越多。他们甚至在2001年成立了南京事件研究会，纠集了80多个右翼学者，专门从事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他们以否定南京大屠杀为他们的研究的目的，而不是从历史的、政策的角度出发。只要历史的资料有点问题，就以小见大，说没有这样的问题。
当时我们金陵女子大学有一位魏特琳小姐，她是美国传教士。她在基督教的一个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战争期间金陵女大的宗教生活》，她写了日本占领下的基督教生活。日本的右翼学者就说，她三八年六月份写的文章没有提到屠杀，南京老百姓还从事宗教仪式，生活很好。实际上魏特琳有专门的日记，每天都有记载，在金陵女大，每天杀了什么人，强奸、抢劫什么东西，都有。例子都很多。另外她也写过文章——金陵女大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这里面都反映了日军的暴行。他日记也不看，记录也不看，他就根据那一篇文章，说“金女大”没有这个暴行。他就用这样一种方法否定南京大屠杀。
松村俊夫写了一本书，对我们两个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一个叫李秀英，一个叫夏淑琴。他们说这两个人是假证人，是四九年以后制造出来的，是为了丑化日本，故意“制造”的幸存者。
事实上夏淑琴当年只有8岁，他们家13口人，有11口人被屠杀。这个经历，传教士叫约翰．马吉专门带着摄影机拍了这个镜头。当时在鼓楼医院救治夏淑琴的护士也还活着。松村俊夫在文章里面把她描绘成试图把自己伪装成幸存者，为了政治目的来作证这样一个人。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目的不择手段。也许，他们不知道夏淑琴还活着。
所以，后来李秀英在日本左翼学者的帮助下，在日本提起诉讼，最后在东京高级法院通过三次开庭，确定李秀英胜诉。
片尾（乐混）：“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系列广播”：悼念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同胞特别节目——血证·南京的记忆。
策划：杨雨文、郭林雄、衡学明
现场采访：郭林雄、扬雨文、于倩、许云帆、孙晔
协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金陵之声广播电台
“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系列广播”特别节目：
血证·南京的记忆——悼念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同胞。
（下篇）
1937年，南京市及周边住着上百万人口，而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被杀者超过三十万，约有两万名妇女遭到奸污。可以说，在没有来得及逃离的南京市民中，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能在这场空前的血腥灾难中幸免。许多生命就此完结，许多家庭就此离散，许多夫妻就此天地永隔。
夏淑琴，一位南京最普普通通的下层市民。发生大屠杀时她只有7岁，她一家9口人，有7口人在十几分钟内被日军杀害。
（出录音）
我一家是1937年被日本人屠杀的。
1937年12月13号日本人就打到我们南京来了。我那时是住在中华东门西路。那个时候我一家是在家里，外面枪炮响得不得了。我和邻居家13口人，他家是房东，我们家9口人，他们家4口人都没走。外面飞机扔炸弹， 害怕，就把桌子拼起来，躲在桌子底下。白天在桌子底下，晚上也在桌子底下睡觉。
1937年12月13号10点左右，冲进来，是我爸爸开的门。进来的时候那些人都非常让人害怕，耳朵飘飘的，刺刀雪亮的，我爸也没见过这东西，一开门就往后跑。还没跑两步就被他打倒了。邻居伯伯也是这样子，他看到我爸爸的情形就往后走，没走几步也给打死了。我一想起就非常害怕，我们一家好好的，父亲、母亲，还有外公、外婆，一时三刻的功夫杀死了7人。我们家9口人，邻居家是4口人，一时三刻功夫就杀死了11个，就剩下我和妹妹，我身上被戳了三刀。你不知道日本人的毒辣手段，一想起来我就十分痛苦，我住的那个地方，在家里的人全部死光了。
那时候我才7岁，我大姐15岁，我二姐13岁。它用那么残忍的手段对付我们，我们多么悲惨的一个家庭，全都死了，13个人只剩下两个孩子，我和一个四岁的妹妹。
被日本兵刺伤的夏淑琴后来被教会慈善机构收留，治好了刀伤，艰难地活了下来。可她怎么也没想到，日本的右翼学者说她是“假”证人。夏淑琴老人感到痛苦和愤怒。当记者访问她时，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掀起衣服，露出肋下和背部三处被日军刺伤留下的深陷的伤疤。
（出录音）
当我叫喊的时候，在我身上戳了三刀，（指点刀伤） 这里……这里……。
过去几十年下来了，没有想过我是假的。我家人死得这么苦，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我三个孩子也大了，自己顾自己，多活两年。2000年对我的压力特别重，精神上受了很多损失。说我是假的，是培育出来的。我自己回忆（过去）是非常痛苦的。主要是大屠杀的历史它不承认，我们家9口人死了7个，我还被戳了三刀。一想起来我就想哭，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中国人。
对于活下来的人，回忆大屠杀的过去，回忆失去亲人的经历是非常痛苦的。幸存者常志强就一直把伤痛埋在心底，沉默了六十年。但当他看到日本右翼分子不断否定侵略历史，不断有人否定南京大屠杀时，他决定要站出来讲话。
（出录音）
常志强：（大屠杀）纪念馆是1984年筹建，以前不敢去，因为我亲眼看到它（日本兵）把我一家杀了。后来，退休了之后，电视看到日本右派说南京大屠杀没有这回事，是无中生有，我特别气，我是抱着极大的勇气去登记。我们（家）人被你杀了，又不承认这事情，你还污辱我们，说我们是瞎话。
当时我们家住南京八宝前街大关路那个地方，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六个，一共八口人。记得是1937年冬月十一（月）。用老人的想法，城破了，老百姓不会再受攻击了。我们就在一个死巷子的后面，我们向巷子外走了，就听到巷子外叫喊：“救命啊！杀人啦！”喊得很难听。大家就愣下来了，就在心魂未定的时候，它（日本兵）一看人很多，就“啪”的一枪，把前面的人撂倒了。人群就乱了，小孩妇女在后面，男的在前面。
日本兵一面开枪，一面一步步逼近。拔出大刀，因为枪不好打，就用大刀砍，前面的几个人倒了。
当时我就靠在我妈妈边上，我姐姐和我和顶（最）小的弟弟。这时日本兵就逼近了。我们吓死了就哭。我母亲抱着我小弟弟，抓着刺刀。日本兵冲着我母亲的胸口就是一刺刀，把我母亲刺倒了。我母亲抱着我的弟弟不放，又站起来。日本兵又刺了第二刀。我母亲急了，抓着日本兵的刺刀，不让他戳过来。我的两个小弟弟看到戳我母亲了，就跑过来，拽着他（日本兵）的衣服，咬他衣服，拽他的带子。日本人不管，还戳。我母亲支持不住了，我（最小的）弟弟就掉下来了，哭。日本用刺刀挑起来，扔了好远。我那两个弟弟抓着日本兵的衣服的，日本兵掉过头来就把我两个弟弟捅死在旁边。
我姐姐被戳了五刀，还在哼。我就喊她：“姐姐起来！”她也不能讲话了，就跟我讲：“知道……妈妈……”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让我找妈妈。我找到妈妈，妈妈已经不能动了，眼睛看着我，掉眼泪。往我这边看，往那边也看。那边有个小孩在哭，是我弟弟。我知道我妈妈的意思，就去找去，前面好多死人。我喊了一声，他听到了，就往我这边爬，混身是血，屁股上还有一个刺刀口子。这时候我把他抱起来，放到妈妈的面前。我妈妈看到我弟弟来了，也不能讲话，就拼命地拽她的衣服，给我弟弟吃奶。衣服拽下来之后，我看到我妈妈的刺刀印子还在冒血，就用手捂它。我弟弟在拼命吃奶，吃着吃着，我妈妈掉着眼泪，头一下歪过去了。
我知道我妈妈死了，就拼命地哭：“妈妈，你死了，我们怎么办？”我妈妈不能讲话了，我弟弟还在吃奶。我看到我两个弟弟被戳了，还没死，在骂日本人：“坏蛋！坏蛋！不准戳我妈妈！”
有人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除了创伤。
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先生，作为历史学者，多年跟踪大屠杀受害者，并进行大屠杀幸存者伤害研究。
这些大屠杀的幸存者逃过了生死的劫难，但却一直生活在大屠杀的阴影中，这些创痛是他们永远挥不去的记忆，伴随他们一生。
（出录音）
我接触一个叫韩秀英的老人，她是88岁了。她的丈夫37年被日本人抓走了。她当时怀孕了，第二年生小孩。她丈夫抓走以后就没再回来。九九年，她还在等她的丈夫。九九年到三七年，六十多年了，这六十多年她都在等她丈夫回来。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老奶奶，从年青的时候到88岁，每天在等待的过程，她的儿子没有父亲是怎么长大的。在中国没有丈夫，没有劳动力，这六十多年是多么艰难！
也许很多人说不可能回来，她不相信，她还在等，到我去采访时还在等。
战争对一个家庭伤害这么大，他们本来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非常美好的未来，由于战争爆发了，导致她的丈夫被抓走，屠杀了。这一生在等待中走到人生的尽头。六十年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老奶奶是每小时，每分钟过下来的，都在等待。
战争对每个人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军队与军队作战，看战争场面，你可能没觉得战争多么可怕，但我们深入每一个受害者的内心深处，你会去感受战争是多么恐怖，而且这种创伤是没法医治的。
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例子。采访一个老奶奶，当时78岁了。她12岁的时候在孝陵卫被日本兵强暴了。她以后三次嫁人，婚姻都失败了，原因是她不能生孩子，因为她身体受到了伤害。她一个人就孤独地生活，一个人过。就因为日本兵的强暴改变了她一辈子的生活。她心理有许多障碍，每天天一亮，门一定是开着的，到晚上很晚了，天黑了以后，才会把门关上。第二个，她的房子收拾得非常干净，你不可想象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奶奶收拾得这么干净。因为她12岁被日本人强暴了，她觉得自己很脏，所以她一定要干净。恐惧给她带来了孤独，导致她精神上偏离正常的生活。日本人的强暴改变了她的一生，她不可能有幸福可言，一直在孤独中生活了一辈子。
我在想，当我们看到战争给这些人心理上带来这么大伤害，我们在讨论什么？考虑什么？
如果我们从受害者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是不是真实的，还有必要讨论吗？战争对每个老百姓，数据已经不重要了，每一个经历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他们本身在战后的创伤都是非常巨大的，很难医治的。
在南京血腥的屠杀中，有近三十万的国人被杀，由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战后六十年，南京没有一起因家中受到日军虐杀而向日本方面提出民间赔偿要求。他们认为，经过这么惨痛的战争经历，人们对人性自身的弱点应有更深刻的认识，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应该彻底唾弃，正义与和平应该成为人类永远的追求。
但在今天的日本，历史不断被修改，南京大屠杀不断有人否定，每年，日本首相和许多日本政要前往参拜摆放着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等十四名甲级战犯和上千名其他二战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
当我们敲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之钟时，心里泛起复杂的感想。
（出音响——钟声，朱成山馆长、张连红先生采访采访录音）
朱成山馆长：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创伤，人类发展到现在应该不付诸于屠杀，不付诸于暴力。更可恶的是南京大屠杀是对平民的屠杀，老人何罪之有？妇女何罪之有？从人性的角度讲，（南京大屠杀）是非常残忍的，在国际上是应该受到谴责。
张连红先生：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在野蛮时代，在冷兵器的时代，人们互相斗殴，但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相地文明了，但在文明时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暴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吸取历史的教训，看到受害者痛苦的经历，人性遭到这样的创伤，我们还会选择战争来解决问题吗？
我们奉劝日本的右翼学者，不要否定这段历史，要客观面对这段历史，正确总结这段历史，避免将来重新走上战争之路。这对日本、对中国、对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不可能有光明的日本。
悼念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同胞特别节目——血证·南京的记忆。
策划：杨雨文、郭林雄、衡学明
现场采访：郭林雄、扬雨文、于倩、许云帆、孙晔
协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金陵之声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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